社会抚养费征收探讨

社会抚养费征收

上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下称《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同一块大石头扔进本就不平静的水面，各种议论和解读纷纷而起。

赞许者认为，毕竟跟12年前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相比，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进步。反对者亦有之，认为在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今天，本意在于控制生育的社会抚养费到底需要的是小敲小打的修补还是更加彻底的改革?

先来看看值得一说的亮点。社会抚养费(俗名“超生罚款”)广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一笔糊涂账。尽管前年审计署抽查了9个省45个县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状况，但是时至今天，到底社会抚养费每年的征收规模有多大(200多亿只是估摸)、这笔钱的去向如何，依然是说不清道不明。至于各省的征收标准，更是各不相同，一片混乱。

针对这种状况，《条例》规定，将统一征收标准，以年实际收入最高三倍为上限。这一条被迅速解读为“社会抚养费降价”，因为不少省市区在实际执行中将征收标准定为六倍甚至更高。导演张艺谋因为超生被罚748万元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亮点是《条例》规定，不符合程序规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此前，根据《办法》，只要没有准生证，未婚妈妈等非婚生育一胎的人也难逃缴纳社会抚养费这一关。如此不合情理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冷酷的“打劫”。此条改变使社会抚养费看起来不那么冷酷。

尽管有诸多亮点，但是从《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后各界的反应来看，质疑大于欢迎。统一标准，主动公开总额，看起来是更透明，但更透明就等于更公平吗?有一句话说，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明确征收标准使得社会抚养费看起来更像是“明码标价”，实际上是对穷人生育权利的一种不公平待遇。

在因为追问社会抚养费而出名的浙江律师吴有水看来，从《条例》到《办法》，忧虑多于亮点。比如《条例》第27条。这一条规定，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工作。这一句话看起来平淡无奇，普通人可能注意不到它，其实背后暗藏玄机。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就是如果你不缴纳社会抚养费，你超生的孩子可能会落不了户口，你本应该得到的社会福利可能就得不到。

这一条的要害在于，一旦《条例》通过并且这一条保留，就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孩子落户以及社会福利等捆绑起来，并且使这种捆绑行为有了法规依据。而这一条与此前公安部不应将超生孩子落户与社会抚养费捆绑起来的规定相悖。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要求是收支两条线，但用社会抚养费直接支付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工资及其他各样开支甚至被同级政府借支的现象屡屡可见。安徽省砀山县官员近日网络回复基层问询时就很坦率地说，计生执法单位是自收自支单位，财政不拨钱，收到钱能发工资。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回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府网站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到钱能发工资”的确是不少基层计生单位的常态。

收支混乱增加了社会抚养费的差评，但并不是各界质疑社会抚养费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人口控制观念的社会抚养费在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超低的现状下已经不合时宜了。

总和生育率仅为1.2左右，青少年人口比例锐减，老龄化加速，在此背景下，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下一步的调整，中国生育政策正在进行历史性的转变。

《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是一种有勇气有智慧的行为。关键的是，意见收集后能否真正顺应民意，对社会抚养费的下一步作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安排。更透明更规范不等于更公平更合理。与其勉为其难、小修小补，不如顺势而为，应时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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