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4+2+1 养老不能靠儿孙

本文由中国养老金网杨老金、邹照洪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

人口转变过程是指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相当高的状况，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况的过程，通常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个阶段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为特征，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个阶段的特点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大大缩短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

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形成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格局。正是由于70年代末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较快地跳过了这个阶段。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努力，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

随着中国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家庭人口结构正悄然地发生变化。

“老有所养”这一命题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不容乐观。“养儿防老”曾经是许多人养老计划的一个备选答案，但这个传统的想法似乎已不太现实了。当前家庭人口结构中新一代青年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一个孩子成年后，需要供养的老人很多，担子很重，项怀诚将其归纳为“4+2+1”模式，即“一个青年人，要养两个中年人(父母)加四个老人(祖父母及外祖父母)”。

二、建立企业年金应对家庭人口结构变化

目前，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在弱化。大家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社会养老的重要性。

“四二一”式的父辈与子辈倒三角的家庭人口结构，已经挖掉了“养儿防老”的人口基础，同时也挖掉了现收现付、低保障、高覆盖名义账户制的基础。家庭人口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会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员却越来越多，这将进一步加剧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

养老金领取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两代人的自立素质，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必将经历由传统的相互依赖的亲子关系转向双向自立的深刻变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双向依赖的亲情与孝道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多子多孙的人口基础和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独生子女的成长，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越来越失去它原有的基础，并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消极因素。它既不利于独生子女一代人的自立成才，也将使这一代人的父母到老年后精神上陷入想依赖儿女而现实又不可能的痛苦境地。因此，青年建家，中年育小，老年养老的双向自立的新型代际关系对于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都是最积极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日益被肯定。在当代社会，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法律规范并受到相关制度安排的保证。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财富主要是由在职劳动者创造的，但这种财富的产生与积累却离不开上一代人创造和奠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老年人与年轻人对资源的权益应当是相同的；凭此两点，确保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显属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并普遍采取企业年金制度，确保养老金能够随着物价变动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商业性人寿保险恰恰缺乏这种弹性机制)，这种惯例正是让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个基本标志。

建立多层次的老年保障体系，是分散养老社会风险、控制政府责任的重要条件。尽管多层次的老年保障体系不是近期内可以形成的，但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来逐步推进其发展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国家应当在迅速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大力发展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制度，包括规定承办者的基本资格条件、明确国家财税可能优惠的额度、规范这一制度的一般运行程序以及风险监管机制等，以便使企业与非企业单位在建立企业年金方案时有章可循。

2006年07月06日 18:49 中国养老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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