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关于“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的浅析

“高学历多生育”的多重谬诞

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接受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3月11日新华网)

高学历者可以多生育，从价值观上来说，与公平公正的文明社会理念格格不入，与血统论的反文明、人群等级论调，一脉相承。如果成为制度，则更是对法治文明的严重破坏。依法治国背景之下，按人群、身份区分生育权利的建议，不止是不合时宜。一个国家、民族的总体人口素质的提高，固然与生理遗传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决定性因素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制度建设、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水平。国家制度如果不能保障社会公平，以至于生育权利上都要以人的“优劣”而论，必然累及社会创造与创新能力——没有制度公平，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社会公平是一切社会动力与发展的基石，坚守公平底线，确保公平这块基石，要比“高学历遗传”的问题重要不止一万倍。

孔维克委员表示，不理会所谓“不公平”，我认为，这很难说是“高素质”的表现。“不公平”一旦可以成为“硬道理”，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不公平对待。当然了，弱势群体是要首当其冲的，如果“优化国民素质”的国家补贴可以名正言顺落入“高素质人口”家庭，则“低素质家庭”的人口素质会不会越来越低，很难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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